分析称中国改革或将面临复杂局面 需“大均衡”改革

放宽变革时代的视野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捩点。中国的改革含义将更加丰富，更加理性，更加智慧

迎接第三波历史大转型

新一轮改革，起步于中国发展的关键节点，必将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多位研究者看来，需放宽眼量，观察此次全会所处的历史、国际与现实背景。

《瞭望》：当前，社会各界热望三中全会的召开，此轮改革有什么独特的时代特征？

常修泽：以中国现代史分析，中国经历了由1949年开始的第一波社会制度历史大转型，和第二波1978年经济体制历史大转型。现在，经济体制转型的任务尚未完成，同时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任务又提上日程。

所谓“第三波历史大转型”，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在内的“全方位转型”。未来十到十五年正是第二波历史大转型和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交叉期，也可以说是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启动期。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完成的任务，可以在全方位转型的大框架下突破和深化。

以这样的大历史观观察，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长期改革方案，应更带有战略性和历史性。

胡鞍钢：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看，平均每隔十年左右党中央都会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顶层设计、战略部署的重大决定，这包括每一时期(通常指十年左右)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改革重点领域等。从1984年以来，党中央先后有三次重大决定：

第一次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第一个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启动了城市改革，也称之为“全面改革的蓝图”。

第二次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第二个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创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

第三次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第三个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建设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其最重要的创新，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改革观。

按照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可以预计，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第四次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战略部署的重大决定。

我们可以预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从顶层设计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精心设计未来十年改革蓝图、行动纲领、重大战略部署和重要决定，到2020年能够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这样就能够全面强化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够全面改革各类体制机制，克服各种弊端，减少国家治理成本。中国的改革含义将更加丰富，更加理性，更加智慧。

刘春：当前的改革不是对起步阶段和扩大阶段的简单重复，而是一次升级，改革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式上都将有所创新。当前改革面临着这样几个时代特征：

一是，改革自2000年以后进入全面加速的发展新阶段；

二是，改革进入要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新时期，例如，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发展的协调等，很多问题在起步阶段和扩大阶段可以先易后难地解决，但如今这些问题已无法回避，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

三是，改革是推陈出新、除旧布新的大实践，从改革自身来说，也已到了必须解决动力机制的丰富与更新的新阶段。改革需要动力，改革起步和扩大阶段的动力不能简单复制到今天，改革面临着进一步丰富、进一步创新的问题。

韩保江：定位此次三中全会独特的时代方位，应考虑三个维度：

一是，历史维度。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有35年，此次三中全会必将对过去35年的改革经验、方法、得失进行总结，并将以此为新的出发起点。

二是，全球大视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将进入调整时期，这也是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经济体制进行比较和调整的时期，中国成功应对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是什么帮助我们经受住了考验，哪些经验、哪些体制中的优势需要我们在新一轮改革中继承和发扬？比如，国有企业主导作用的发挥、政府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金融体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等。这既是西方国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是需要我们主动研究和进一步探索的。

三是，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又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一发展阶段，同样也是社会矛盾高发期，诸多矛盾仍待通过改革来解决。比如，社会活力不足的问题，如何处理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问题，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等矛盾；再如，改革推进不协调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比较靠前，而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制度不能同步跟进，等等。

观察新一届三中全会要解决什么问题，新的改革要沿着什么方向，突出什么重点，达到什么目标，都离不开对这三个维度的认识。

中国需要共赢的改革

改革是十几亿人民共同的事业，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就大大超过了一般意义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率，指向更加广泛的社会效益、社会和谐。

《瞭望》：如何理解此次三中全会的意义？

刘春：十八届三中全会具有标杆性意义，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历史进程中，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进一步打开新局面、进一步使改革发展升级的具有历史性标杆意义的重要活动。

谢春涛：三中全会将把十八大提出的方向和精神，加以具体体现与落实。改革将针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着力破除导致“社会板结”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改革新活力。

龚维斌：这次全会将是一次继往开来、承上启下、值得期待的会议。“承上”，是因为全会将承接35年来的改革开放，解决新问题；“启下”，是因为全会将为今后五年甚至十年中国发展绘制蓝图。

叶笃初：三中全会，将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捩点。对于这次大会，八个字可以概括，即“经典传接、创新不止”。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勇担重任，三中全会将动员全党，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力量。

《瞭望》：从国家建设层面讲，此次改革要实现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胡鞍钢：如果说之前的改革是1.0版本，那么现在需要升级到2.0版本。此轮改革设计首先是“继承”，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其次是“深化”，即在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要深化改革，破解多年改革的难题，清除改革的障碍；再次是“全面”，即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

中国改革三十多年之后，全体人民所需要的是公平公正的改革，互利共赢的改革，共同分享的改革，共同富裕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才能获得人民的理解，人民的支持，人民的拥护。也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使全社会改革收益最大化，改革成本最小化，保持天下大治，保证社会和谐。

新一轮改革将以“共同富裕”为主题，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基本原则，使改革开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同时追求三大目标和进行三大改革：

一是追求经济更有效率，继续推进竞争改革。今后，提高经济效率、提高国际竞争力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建设公平竞争、公正竞争、公开竞争的全国或区域统一市场体系，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追求经济更加公平，需要实行公平改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全体劳动者提供机会均等、充分就业的社会服务，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全体人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促进农民、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

三是追求经济更可持续发展，需要创新绿色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这三大目标、三大改革既相互关联，又相互支撑，产生三大效益和红利，即经济效益和红利，社会效益和红利，生态效益和红利，中国的改革将更加丰富、更加成功。

我个人认为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标准，将从“三个有利于”逐渐延伸扩展为更加全面的“五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否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是与“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相适应、相匹配、相支撑的改革总体布局，从而使改革开放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局。

常修泽：新阶段历史赋予中国的，是类似奥运“五环”环环相扣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制度改革，简言之，就是20个字：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

下一步，中国改革可能将面临极其复杂的局面，需采取“大均衡”改革方略，即：找准各领域改革的“均衡点”，“在两个鸡蛋上跳舞”。

怎么“跳”法？经济改革，找准市场化和公正化的均衡点；政治改革，找准“深刻革命”与“自我完善”的均衡点；社会改革，找准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均衡点；文化改革，找准东西方文明包容互鉴的均衡点；资源环境制度改革，寻求“天地”与“人”的均衡点，敬畏自然，尊重人权。

刘春：这次改革要实现的历史使命是为中国改革以系统、全面、宏观的方式注入更强劲的活力，以支持新时期国家建设的新要求、新呼唤和新标准。

从历史进程来看，国家建设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1978年，我们最朴素的改革动因是要让大家吃饱饭，但是今天，国家建设的内容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逐步提升，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群众对精神层面、文化层面、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的诉求逐步凸显。

这些都对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发展经济，更要实现社会、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同步发展，这也带来对社会管理和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新标准、新要求。新一轮改革将进入更为系统、更为全面的新阶段，整体上来回应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全方面的诉求。

罗崇敏：从大的方面讲，历史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创造更有活力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制度。具体肩负着三大使命：尽力使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各方面力量，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社会建设要更加公平，社会事业资源要更加丰富。

执政党的新考验

中共中央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简称。中央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通常都有重要标识意义，这既源于党章所赋予的地位，同时又因为其所作出决定的内容具有战略性质，更与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密切相关。

《瞭望》：中央全会常常被视为是“出战略”的地方，折射出党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不断成熟，中央全会制度具有哪些特点？

叶笃初：中央全会制度本身就可以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缩影。实践证明，中央全会制度是一项民主、有效、便利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完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老党来说，是高度成熟的体现，具有世代传继、青出于蓝的深远意义。中央全会日益呈现出规范化、公开化、科学化的特点：

一是规范化。从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开始，中央全会基本形成了目前的形态：每届中央委员会召开7次全体会议(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除外，共召开了9次全体会议)。十六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央全会从此走向了科学化、制度化、完善化。

二是公开化，更加广泛地听取意见。例如，在此次全会之前，结合群众教育实践活动，中央领导率先示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一线进行摸底调查、核实数据，倾听基层干部、群众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见，使群众对于新一轮改革的期待更加凸显出来。

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央领导又先后赴基层调研，多方听取意见。而每次三中全会的纲领性文件也都要经历复杂的起草过程：一般当年春天成立起草组，多次调研、座谈，数易其稿，耗时半年完成。会议结束后，也都会在第一时间公布消息或发表文件。

三是科学化。通过定期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这个平台，中央讨论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具体决策部署。虽然每次全会内容各有侧重，但在整体上紧密联系、互相衔接，贯通着始终如一的鲜明主题，表现了我们党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既承前启后，又继往开来。

可以期待的是，此次全会将对新一轮改革提出战略上的宏大设计，同时，也会在策略上循序渐进；既将找准改革突破口，又将谋划全方位的统筹协调；面对改革中日趋复杂的利益博弈，既离不开中央领导集体智慧，又必须注重上下沟通。

《瞭望》：从执政党而言，此次改革对其自身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刘春：从执政党的层面来讲，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化、整体升级，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决策能力，对党的建设将会提出全新的挑战和考验。

例如，执政党在全面、加速发展的新局面新形势下怎样提高自身能力、自身素质，怎样进一步提高执政党在决策、执行、组织、动员国家机器及社会力量方面的能力和手段。

可以说，这次改革对党的建设和执政能力的建设提出了新标准、新要求、新期待，并会以挑战、考验和冲击的方式出现。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四大考验”、“四大危险”，这四大考验将出现在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会更加复杂、更具有综合性，对执政党的要求更高。

比如，要实现社会和谐的大目标，基本前提是妥善协调和疏导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但是，改革本身是一个容易产生社会矛盾甚至容易产生社会冲突的社会实践，如何能够既大胆加大力度推动改革，同时又在改革中妥善协调出现的矛盾，对各级党委、各级干部提出挑战。

应该说，这样的挑战在此前是不多见的，只有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时才会浮现，而且，化解这些矛盾仅用简单的单项手段已很难达到预期，对执政党的能力要求更高。

叶笃初：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治党从严，预计此次全会必将再度重申。从中央厉行反腐，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展开，党的建设有“严”的规定、“紧”的约束。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这支已有8500多万党员的队伍是生机勃勃的，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尤其是面对的时局愈加复杂，党的自身发展、自身建设就更加迫切。

罗崇敏：改革是必须经受住的考验。既不要低估我们党领导改革的能力，也不要低估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盼。党最根本的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创新体制机制，使我们国家在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制度中发展自己。这次改革关乎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关乎党执政能力的提高，也关乎国家今后的发展。

韩保江：进入新的改革阶段，执政党顺利地适应并领导改革，将为未来新一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保障。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呼应了群众的自发要求，那么，而今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只有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相应推进、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同步提升，改革才能够取得成功。

在锐意进取与步子要稳之间

拿捏得当

改革与发展一样，它本身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有不同的阶段，因而改革的主题不同、目标和任务有所不同，改革的动力和面临的约束条件也不同。改革不但要与危机赛跑，还要与社会改革期望值赛跑。

《瞭望》：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改革都没有像这次改革承受着如此复杂而艰巨的利益调整，从历史角度观察，新一轮改革如何在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锐意进取和步子要稳之间拿捏得当？

胡鞍钢：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改革立破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既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设，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变革。前者称为“立”，是为了发挥制度优势，如同对正面做加法；后者称为“破”，是为了消除体制弊端，如同对负面做减法。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之后，立重于破，破为了立，先立后破。消除经济体制弊端，不是削弱和破坏基本经济制度，而是完善和强化基本经济制度。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科学的改革方法论。这就是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创新与人民创新相结合，中央创新与地方创新相结合。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必须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协调推进。客观上要求有一个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提出改革的主要目标、主要任务、重点、优先顺序、路线图与时间表，对各项改革作出统筹设计、配套协调，针对体制弊端，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改革成效既要考虑短期效果，更要考虑长期红利。“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法，就是试错法，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践认识论与知行统一观。

白钢：改革已进入高难度的攻坚阶段，利益冲突集中地反映了改革的成本分摊与利益分配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遍及于社会经济几乎所有领域，影响并分化着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当不公平、不公正、不道德的力量介入利益分配过程，贫富两极分化拉大距离时，利益冲突就会随着心理震荡的加剧而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了。因此，能否从战略高度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关键。

现阶段改革、发展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比如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政企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党群关系与干群关系存在的隔阂问题、权利保障与司法不公正依然比较突出的问题，还有发展速度与社会承受力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政府驱动与调控经济改革与发展同官员“寻租”的矛盾、市场经济的规则和要求同政府机构职能转换滞后的矛盾，等等，归根到底，都是从改革的成本分摊与利益分配这对主要矛盾中派生出来的不同表现形式。

因此，要解决这些新问题、克服这些新矛盾，必须紧紧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针对不同的表现形式，采用不同的处理办法。

罗崇敏：改革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和权力的再分配。改革中的矛盾还是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我认为，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就行，即在改革中保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至于在改革中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有办法来解决，办法总比困难多。任何怕乱而不想改革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任何不维护稳定而进行的改革也是不可取的，在改革和稳定之间找到制衡点，需要更大的勇气、智慧，也需要更有能力。

刘春：没有稳定，改革会前功尽弃；但是不改革，放任矛盾和问题恶化下去，最后也会前功尽弃。所以，改革的步子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我认为，对于中国发展中的问题，中央已有清醒认识，不会盲动，不会因一味追求改革推进的速度而导致大方向的偏离。一方面，看准改革方向后，就要迈开步子，不可贻误改革良机。另一方面，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和政策手段的选择上，则要稳妥慎重、理性有序，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社会大局稳定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党中央已经积累了经验。

当前，关键在于深刻把握住发展中遇到的主要矛盾，展现出推动改革的气魄与胆识，这也是全国上下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期望。□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采访/《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实习生唐朵朵于萍)